这个口号我们当时也经过深思熟虑。 其实我的理解是，它不仅是我们娱乐周刊的口号，也是我们整个娱乐报道经过两三年的积累后的口号。 原来我们和《南方都市报》有共同点，如果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都市娱乐报道多一些，经过两年的探索，我们可能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
主持人：很多网友也看到了《新京报》的娱乐性和其他地方有些不同，但是可能不是很具体。 您认为《新京报》的娱乐性与国内其他报纸，如《南方都市报》相比，有什么不同？
杨彬彬：其实无论是南方都市报还是其他媒体，他们都非常好，在当地的市场环境下可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我们的报道也启发了很多。 。
我想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类比，因为北京是娱乐中心。 除了国内最大的消费市场外，它还是最大的工业中心，占娱乐产业产量的80%甚至90%以上。 资源都集中在这个城市。 相比之下，广州主要是一个消费城市，原创内容相对较少，包括上海，包括东北一些擅长娱乐的城市，包括成都等，这些城市主要是消费市场。 ，北京是生产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与同城的媒体相比，我们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在报纸刚创刊时借鉴了很多国外娱乐报纸的经验，更多地借鉴了《南方都市报》的成功经验，这可能会让我们更加依赖读者。 根据媒体的需求，我们的报道可能会更加以人为本，更加贴近读者。 我想这可能是一些明显的差异。
主持人：我经常在我们的娱乐周刊上看到一些比较陌生的东西，不是热门话题，但是很大。 比如杂志刚推出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电影百年》，包括后来的很多。 我觉得有些事情读者比较陌生，其他报纸不会做。 为什么要做这个内容？
杨彬彬：可能和我们的认识有关系。 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刷新娱乐方式的口号。 我们提出这个口号的原因是什么？ 这和我们自己的要求有关系，也可能是我们读者的要求。 我们认为新京报的娱乐报道很有价值，原因有几个。 我们可能一直都特别注重挖掘和发现娱乐圈最前沿的东西。 因为中国娱乐业的发展时间比较短，不到十年，我记得可能我们每一位网友，包括你我都有印象。 七八年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现在的娱乐业有如此发达。
另一方面，国内娱乐产业与国外一些先进娱乐制作国家相比，其实还存在很大差距。 这个差距首先取决于制作方式，所以我们比其他媒体更关注发达的娱乐产业。 国家的做法。
其次，我们个人的经验是，娱乐作为一个行业，受技术的影响很大。 新技术会带来娱乐方式的新变化，包括互联网、新的数字技术等，这对电影、音乐、电视带来的创新是巨大的。 我们会非常注重发现新的科技手段所带来的娱乐方式。 例如，几年前我们无法想象在电脑上看电视。 这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几年后会有更新。
另外，这可能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点。 我们会更加注重娱乐中的人的因素，因为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快乐。 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有时候我们的娱乐周刊、我们的日报会做一些人们不太关注的事情，比如《韩国电影百年》。
主持人：投入很大，但是效果一开始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也可能不是读者第一眼特别喜欢的那种。
杨彬彬：比如去年我们为了拍《超级女声》投入了那么多精力，花了那么多精力去关注郭德纲等等。
主持人：但是他们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做，因为我每天做每日娱乐新闻、每日事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其他媒体则觉得投入大，产出小。 这样的新闻可能不会带来很高的阅读率。
杨彬彬：这要看你怎么理解输入输出。 我一直觉得这种报道方式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媒体自动选择话题而已。 比如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针对普通公民的。 如果我要做一份公民报纸，我不会做，因为我的读者很少有兴趣。 但是像新京报面临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它的定位是主流时事报纸，在北京我们的读者面对的是大量的公务员、公司经理，或者是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也可能关注其背后的行业，或者可能对更新的解读方法感兴趣。 比如郭德纲，一开始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出来的。 这个圈子里有文化界、媒体界的人，因为他们获取信息更快、更准确。 现在郭德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当我们很早就关注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现在大家提起郭德纲，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
有时候我觉得对于输入和输出的判断，这种价值的判断，跟媒体读者自己的选择有关。
主持人：说起郭德纲，我们可能不可避免地会谈到一些其他的娱乐圈人物。 也许这两年走红的并不是郭德纲。 或许大家都觉得他早就该出名了，但这两年，娱乐圈里涌现了很多明星。 有人认为这是传统意义上不能流行的东西。 有人认为这是媒体制造的。 比如，在网络上，她和芙蓉姐姐很像，和颜流氓很相似。 怎么说呢，她没有任何传统艺术家的特质。 她不会唱歌，不会跳舞，文章写得也不好，但这样的人却常有。 媒体这个时候可能会冲进视野。 如果你继续跟进，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被绑架了。 如果你不跟进，你可能会觉得大家都在做你没有做的事情。 有句话叫“愚昧时代”。 这种情况下你们的举报方式是怎样的？
杨彬彬：我想问一下，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名人？
主持人：也许艺术家必须在某项艺术上有一定的造诣，但也许从美国的孔庆祥开始，就出现了一些什么都不擅长的所谓娱乐明星。 我想知道你对于这种事情是什么态度？
杨彬彬：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态度，也许我们的态度之一就是宽容，但我们不会很着急、很快地看这个人是否应该受欢迎。
主持人：也就是说，你举报之后会跟进吗？ 因为很多网友和读者都会想知道这个人到底红不红。 如果媒体来猜测这件事，他可能会莫名其妙地出名。 那就是你的态度是什么？
杨彬彬：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 我觉得当媒体面对一个已经成为现象或者热点的事情的时候，首先应该是一个记者或者一个客观的反映者，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事实。 当然，至于为什么上千万人喜欢这个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可能是媒体需要思考的问题，也可能需要报道社会上一些人对此的想法。现象。
主持人：但是也有可能你是火上浇油。
杨彬彬：我觉得用“火上浇油”这个词，说明你高估了媒体的作用。 首先，她出名是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她，而不是因为媒体报道她。 我觉得这件事是有因果关系的。 其实我们不只是你刚才提到的网红，或者是一些恶作剧时代的名人，包括胡歌、芙蓉姐姐等等，他们很多人都会被归类为恶作剧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名人。 很多人说是媒体炒作的，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建立在过去宣传时代的思维。 他高估了媒体的作用。 其实我想我们很多读者一方面会关注你的报道，另一方面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不会认为你们媒体把这件事报道得好，我就觉得好。 不会的，只有当他们说从社会上来说，他用其他媒体或者他自己的判断来和你的媒体报道去验证的时候，他才会认为你的媒体报道是正确的。 我不会被动地说你们的媒体报道是正确的。
主持人：这与对错无关。 问题是，本来可能有1000人知道，但是经过媒体炒作之后，可能有10000人知道，也就是说可能有更多的人知道，然后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出名了。 所以你是在火上浇油。
杨彬彬：这是沟通的自然规律。 所谓沟通，就是把很多人已经知道的事情告诉别人。 我觉得和你刚才提到的现象类似，我们媒体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 我们不会说我们已经越界了。 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如实报道这件事。
主持人：一方面是你提到的网红无意间出名了，但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互动。 比如说这个人做事的各种方式，只是为了得到媒体的报道，或者是为了获得对一个人的认可。 新闻报道，或者说，她很清楚，媒体里有专家指出，这件事有新闻点供娱乐记者报道，你就应该这样做。 充其量，你会觉得媒体实际上被利用了，尤其是娱乐圈人物？
杨彬彬：我不否认你刚才提到的一些现象有时可能会发生，但我认为大多数时候，如果你选择做一个有自己独立判断的媒体，其实是很容易识别的。 。
主持人：这种情况你不跟进吗？
杨彬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法。 如果我们认为她在利用媒体或者想利用媒体达到商业目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关注她，但如果我们认为她有客观的实现来支持我们，我们就关注。 如果纯粹是令人垂涎的新闻，那我们就不会这么做。
我们的娱乐部门希望改变长期以来对娱乐的破坏印象的偏见。 娱乐报道不等于软新闻、次新闻、口水新闻。 娱乐报道也可以专业、有深度，还可以提供人性的分析。 程宜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报道新闻没有贵贱之分。 没有当前宏大的政治主张，也没有关系国际民生的政治经济话题。 一些我们平时认为无足轻重的八卦、娱乐作品。 属于小路，我们不这么认为。
主持人：你如何理解八卦？
杨彬彬：这就是人性的多面性。 每个人都不可能整天都认真的。 明星八卦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
主持人：但是现在很多娱乐公司都在制造八卦、所谓的新闻点。 比如你刚才提到了针对娱乐公司的企业宣传文章。 现在很多娱乐公司也知道，如果不给媒体一个新闻点，媒体也很难发他的文章，所以就去发新闻了。
杨彬彬：那他就有点过分了。 寻找新闻热点是他自己的事，与公司无关。 对于这件事我们有一个判断。 如果能判断的话，我们就不会报道。 昨天我什至因此解雇了一篇文章。
主持人：比如说你昨天发表了一个故事。 这对你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前段时间，叶一茜和田亮被媒体拍到街头，但几天后却表示这条娱乐新闻是假的。 你们当报纸的娱乐编辑感觉如何？
杨彬彬：这件事我们没有报道。 因为这个东西是基于一个媒体的经验和新闻水准。 这意味着您根据您的经验进行炒作分析。 如果您认为这可能是企业宣传和炒作，我们不会遵循。 比如叶一茜和田亮承认了，我们就可以举报，上头条。 但是如果你不承认的话，七轩打电话说，他们恋爱了，你去拍吧，七轩，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新闻应该有一个核心事实，核心呢？事实是田亮和叶一茜是恋爱关系，但我们所知的信息无法证实这一点。 这是假新闻。 八卦也有其核心事实。 只有当它有它的核心事实时，我认为它才是有力量的，才能真正给读者带来快乐。 如果作为读者，你看到的只是唾液，那是非常烦人的。
主持人：但是就像两年前饶赵案的报道一样，实际上没有任何新闻事实，但是所有媒体都在报道。
杨彬彬：我认为所有媒体在饶赵案上都失职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媒体做出过实事的报道，所以我认为包括新京报在内的媒体在这件事上的报道失职了。 我们也在努力，也在成长。 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新闻选择上都做到如此完美。
主持人：但是你也举报了。 就算大家都在流口水，你还是得跟着。 这和你刚才说的不流口水不矛盾吗？
杨彬彬：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的话题。 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件事的进展，我觉得不存在冲突。
主持人：如果根本不发生那件事的话，大家就会陷入口水战。
杨彬彬：新京报不是这么做的。
主持人：我们再来说说狗仔队，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明星。 当然，明星也可能受到半剥削。 您认为狗仔队的界限在哪里？ 包括之前那段黎明时分偷拍香港的那段。 你了解狗仔队吗？
杨彬彬：我更喜欢把狗仔队当作一种工作方式。 比如，《新京报》当时曾有一篇大报道，好像是关于西单工地倒塌的事情。 当时，我们的记者不得不冒充另一个社会人物，使用一些非常规的采访方式，但他采访的人的方式符合报道标准和道德，是一次卧底采访。 事实上，他的采访就是狗仔队的工作方式。 秘密摄影、卧底探访都是狗仔队常用的手段。 跟踪和伪装都是狗仔队的事情。 常用方法。
其实只要不违背法律的要求或者人类的基本道德就可以了。
主持人：法律的严格规定和人们的接受程度还有一段距离。 比如，你认为狗仔队的镜头应该延伸到哪里？ 因为黎明前段时间被偷拍，这也引发了媒体的批评。 你觉得这怎么样？
杨彬彬：我们的标准一直是不侵犯个人空间。
简单来说，如果你的私人生活是在公共区域，我认为这是一个应报告的区域，但如果你家里有窗帘，我就不能在你家里安装窃听器。 这是我们坚守的底线和原则。 也就是说，名人既然是公众人物，这其实和我们缺乏对公众人物的概念规定或者一些法律规定有关。 比如欧洲和美国在这方面也有争议，但他们比我们能相对容易解决。 他们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的理解更加细致。 我们很宽广，也很粗糙。 迄今为止，公众人物的概念尚未确立。 我们还没有确定什么样的人是公众人物。 我们指的是外国。 一些相关的规定，包括国内的惯例和人们对道德伦理的接受程度，都是由我们自己制定的。 值得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报道还没有引起读者在这方面的不满。
主持人：我们来谈谈修改的问题。
这次我们的报纸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设计。 我们可能在这里做了哪些调整？
杨彬彬：这次改版娱乐方面的变化比较小，但是有一点是比较好的。 我们在国内娱乐报道方面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有比较清晰的报道理念和报道。 方法，所以这次我们认为报告理念和报告方法不需要大的修改，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更正式的改进。
一是《娱乐周刊》在栏目方面所做的优化。 例如，我们添加了几个新部分。 本来有一些品牌的专栏，比如人物，专利，还有我们的一些评论。 我们添加了一个名为“逆流”的部分。 重点可能是一些目前比较小众的，但幕后可能隐藏或体现着新的娱乐方式或者一些新的娱乐刺激等等。 一种新的娱乐方式需要我们的判断。 也许50%是判断失误。 最终，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小众事物并自行消亡。 但它也可能像几年前一样流行，当时没有人想到写博客。 。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拥有全国最好的娱乐编辑。 他们的视野非常广阔。 他们对整个娱乐行业的了解非常迅速和广泛。 他们的信息来源很多，有足够的判断能力。 他们有时会选择一些比较新鲜、有趣、新奇的娱乐产品或娱乐方式推荐给大家。
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些非常广泛的娱乐形式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比如博客。 我没想到三四年前它会如此普遍。 它几年前就已经存在，但只针对少数人。 但现在博客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包括博客和电影，已经与娱乐产品结合在一起了。 它的空间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就是我们实际上正在做的事情。
另外，我们还批准了一个新的排行榜，这是一个服务排行榜，汇集了一些服务信息。
主持人：新京报有票房排行榜，但娱乐排行榜的名声很不好，黑幕操作很多。 相信的人并不多。 你们的排行榜是如何运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