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9年，共和国陷入困境，等待重生。
很多人都在等待机会。 廖承志等待着这个机会。 当时，廖承志担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香港事务办公室主任。 他说：香港和海外观众都喜欢看武侠电影。 为什么我们不能拍一部少林寺或太极拳电影？ 这个想法打动了决策者——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中树立新的民间形象，而电影作为大众娱乐载体非常适合。
这个建议很快变成了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的电影《少林寺》。 几十年后，人们回过头来看，发现这个政治决定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娱乐业的萌芽。 当然，这是另一天的故事。
1980年，17岁的李连杰接受导演张鑫炎的邀请，加入了《少林寺》剧组。 《少林寺》虽然是香港资助的，但工资标准还是以大陆为标准，每天一元。 李连杰拍了十个月，一共拿到了300多元，包括生活费。
按照内地工资标准，这个收入属于中等收入。 当时，李连杰的母亲在一家书店工作，月薪43元，这是只有国企老员工才能拿到的工资。 1986年版《西游记》拍摄期间，导演每集的片酬是90元，六小龄童、马德华等主演的片酬是80元，因为剧组里有十几块钱。特效化妆、武术场景补贴。 其他演员的片酬一般是五十、六十元。 考虑到随后几年的物价上涨水平，作为新人，李连杰的收入并不低。
但高低从来都不是绝对值，而是比较的产物。 1981年1月，《少林寺》上映，很快在全国掀起了观影狂潮。 这部仅耗资200万港币的电影，凭借一毛钱的电影票在中国内地走红。 票房超过1.6亿日元，香港票房超过1600万日元。 在日本创下了40亿日元的票房纪录。 次年在韩国获得51亿日元票房。 （如果你还感觉不到有多厉害，不妨回家问问你爸，说不定你会遇到一个中年追星男）
《少林寺》的成功，极大地震撼了年轻的李连杰。 原来娱乐圈也可以这么赚钱！ 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不到20岁的李连杰也在想着赚钱。 他不明白，自己主演的电影票房上亿，为什么自己只拿到了300块钱。
即使你不明白，你的努力仍然会得到一些回报。 1984年，《南北少林》剧组来中国大陆拍戏，李连杰的工资是每天三块钱，翻了三倍。 即便如此，李连杰仍然没有达到香港演员的低保门槛，因为香港演员的起薪是50元，就连演僵尸的额外演员的最低工资也是每天50元。 影片拍摄过程中，主演李连杰与导演刘家良矛盾不断。 矛盾的焦点在于，李连杰在出演完角色后，能否通过扮演尸体来额外赚到50元钱。
李连杰这时候才意识到，要想赚大钱，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体制。
李连杰的故事并不是孤立的。 1983年，香港电影公司新昆仑影业与中影合拍公司合拍《幕后》，由刘晓庆、梁家辉主演。 虽然同为主演，但待遇却不平等。 刘晓庆每天的饭菜还是按内地标准，只有两个馒头，梁家辉却每次都有鸡和鱼。 为了争取平等的食物权，刘晓庆充分发挥了她的女性武器——哭泣。 她每次看到都会哭。 没有其他办法。 最后，剧组无奈，只好让她和梁家辉一起吃饭。
同工不同酬的双价制度深深刺痛了内地演员的神经，让他们明白，想要致富，还是要自己创业。 对财富的渴望很快取代了人民演员的荣誉感。 整个80年代，内地演艺精英脱离体制，通过香港资本和海外汇率差异完成原始积累，成为普遍现象。
1993年，李连杰在香港成立正东电影公司，先后拍摄了《方世玉》、《方世玉续集》、《太极张三丰》、《新少林五祖》等票房大片，赚得近千元。一个亿——他不再是十岁小演员了。 几年前，我还是一名日薪一元钱的年轻演员。
刘晓庆逃税案于2003年宣判。根据法庭记录，仅1996年至2001年，刘晓庆旗下企业以各种名义共逃税667.91万元。 以此估算，刘晓庆身价早已过亿。 。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业内大部分精英演员和导演完成了从体制中剥离的任务，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 这一阶段成立的公司也主要服务于演员、导演的个人事业，其功能与现在的艺术家工作室类似。 像李连杰、刘晓庆，包括后来依靠台资的赵薇、范冰冰，大多数都是这样。
有句老话说得好，你自己就是女王，他们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娱乐圈的无冕之王。
二
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在中国庞大的娱乐市场上撕开了一个缺口。 由于影视剧制作尚未向民间资本开放，演员虽然已经成为个体户，但仍然只能向港台资本和国有制片厂寻求工作。
同学们，敲黑板吧，这就是我们政治课上常讲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符！ 为了调整这种不匹配，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的放松管制，从理念到制度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 这十年发生了三件大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1995年政策放松、1998年卫视开播。
1992年南方会谈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被确定。 越来越多的精英选择冒险，其中包括大量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的高级知识分子。 后来，他们成长为中国商界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被称为“92派”。
也正是在这一年，33岁的赵一方辞去东阳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局长职务，出任杭州浙江华新影视公司总经理。 赵一方出国后，先是开发了中国第一档证券节目《今日证券》，但她的心思早已放在了电视剧上。 当时，电视机在大众消费群体中的普及很快使电视剧成为老百姓的文化必需品。
1989年春晚小品《懒汉约会》中，宋丹丹饰演一位正在相亲的年轻女子。 当她第一次去对方家时，她问“电视机多大？”
（图为小品《懒人约会》节选）
但电视剧制播的商业闭环仍然牢牢掌握在国有机构手中，并未向民间资本开放。 例如，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了《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的暂行规定》，要求从1986年6月1日起，制作单位必须提供（出售、交换、赠送）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 ）电视剧播出至中央电视台及地方各级电视台。 持有生产许可证。 否则，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各级电视台不得接收、播出。 该关键证书仅颁发给国有机构。
所以，赵一方需要等待机会。
转折点出现在1995年。1995年，广播电视令第16号《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个人和私营企业不得举办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原则上是机构”。 “原则上不设立”给民间资本带来了一定的缺口。 随后，1995年第17号令《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管理规定》并没有明确禁止私营企业参与电视剧制作，这意味着只要符合一定条件，私营企业就可以申请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电视剧临时制作许可证。
电影市场的开放也发生在1995年。那一年，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了《关于改革故事片制作管理的规定》，社会资本即外部产业资金被引入。允许投资电影制作。
在那个没有法律禁止、可以为所欲为的野蛮生长时代，中国民间资本进入影视行业成为新趋势。 1995年，赵一方与华新影视老板楼忠福合作拍摄了《子夜》，随后两人于1998年拍摄了《聊斋先生》。张铁林主演的《聊斋先生》因其奇特而在当时一炮而红。而且规模大。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黄阿妈”和“刘红”的性爱场面。 因为播出时间恰逢《还珠格格》，所以小时候常常有一种置身话剧的错觉。 我从来没想过你是这样的。 阿玛皇帝！
电影方面，我们霸气的王氏兄弟今年也进入了娱乐圈。 1998年，华谊兄弟开始涉足电影投资业务。 当时王中军和王中雷的公司的主要业务还是广告，投资电影更像是“帮朋友一个忙，出于利益”。 然而，《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一系列电影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成功，使得华谊兄弟迅速将事业重心转向电影制作。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王氏兄弟与冯小刚导演建立了长达20多年的合作关系。
1998年，电视剧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卫视的开播。 卫视卫星发射是指省级电视台完成卫星信号覆盖，由地方电视台向国家电视台转型的过程。 很多90后的孩子都会记得，1998年之前，家里的电视可以收十几个频道，主要是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台；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可以收到60多个甚至80多个频道。 渠道。 这件事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通过不断变换频道无缝地观看动画片。 事实上，不仅观众高兴，这件事对电视剧行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卫视开播后，电视台欠下数千万元的升级费，不得不卖更多的广告来还钱。 电视剧播出期收视率最好，广告利润最高，因此电视台对电视剧的需求量大大增加。
2、地方电视台转型为国家电视台后，意味着卫星电视台需要同时与兄弟单位争夺全国观众的收视率。 好的电视剧往往对收视率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电视台纷纷拿着现金来到电视剧公司，要好看又养眼的电视剧。 进入21世纪初，地方电视剧公司经过几年与电视台的合作，已经能够制作出《错花轿嫁对郎》、《雪花神女龙》等广受好评、脍炙人口的作品。 ——行业效益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益。 生产力和财富迅速形成了资本诞生的温床。
事实上，1995年至2005年这段时间是大陆资本的诞生期，目前是主导产业。 影视剧成为他们的创业热点。 华谊兄弟影视业务始于1998年； 也正是在这一年，王长田与妻子杜英莲创办了光线卫视（光线传媒的前身）； 1999年，于冬以30万创立博纳影业； 2005年，赵一方带领一批骨干人员离职，创办了华策影视。
至此，第一批内地娱乐资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三
创业不是请客吃饭。 今日幸福的内地娱乐之都一上路，就撞上了港台资本的铁壁。 21世纪初，港台资本凭借先发优势，控制了内地娱乐业。 ，并将内地视为明星和影视产品的倾销市场。 内地资本就像弟弟一样。
2005年之前，港台明星出演在内地播出的一线电视剧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内地演员只能演配角。 2001年，张卫健有两部电视剧播出，分别是《少年张三丰》和《聪明小懂事》。 与他搭档的有李冰冰、李小璐、苏有朋、聂远。 2005年王晶执导的《天下第一》较为典型。 在这部汇集了年度最佳电视剧的电视剧中，香港的郭镇安和台湾的霍建华站在海报上的C位。 内地演员李亚鹏、高圆圆、黄圣依、邓超等排名均较低。
同期，成熟的台湾偶像剧、TVB剧也批量引进，一度占据黄金时段。 《流星花园》、《海豚湾恋人》、《天堂的婚纱》、《王子变青蛙》构成了90后的童年记忆； 《陀枪姐》、《满汉全席》、《大时代》、《谈判官》伴随着香港回归。 也引发了社会上的香港热。
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本身是一件好事，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成长起来的内地演员不得不面对事业天花板——他们发现自己只能在三四个位置上徘徊，很难成为主演。
21世纪初，一条默契的文化吸血链已经建立：台湾偶像剧、TVB剧在内地播出造星； 港台明星来内地赚钱、出演； 港台资本投资参股，掌控船员重要职位。 这条链条上，已经没有内地演员的位置了。 他们只能为港台明星充当绿叶。
更可怕的是，在资本的支持下，欺凌和污名化现象开始频频发生。 2000年，周杰主演的《少年包青天》播出，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这也被观众称赞为《少年包青天》系列中最好看的一部。 不过，同为《还珠格格》剧组的林心如在参加台湾综艺节目时表示，在与某位演员拍摄吻戏时，该演员经常会伸出舌头吃她的豆腐。拍摄的名称。 她说她感到厌恶和厌恶。 只要两个人有对手戏，她就觉得很不舒服，暗指周杰。 史称“舌吻”事件。 很快，因为这件事，周杰很快就失去了观众的人气，从荧幕上消失了。
2003年，在内地已经小有名气的吴京闯入香港电影圈。 在《杀破狼》的45秒打斗场面中，甄子丹提出真打，一击折断四根棍子。
2005年，在拍摄电视剧《小鱼儿花儿》时，谢霆锋和张伟健引发假戏丑闻。 在拍摄“鞭尸”戏时，两人对内地演员王伯钊进行殴打，致使他多处受伤。 随后，王伯钊起诉谢霆锋和张卫健。 2005年12月，王伯钊拍电影时被殴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法院认定被告张卫健、谢霆锋存在严重民事过失，但因王伯钊未能提供相关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证据，故驳回原告王伯钊的诉讼请求。
这就是内地娱乐资本创业之初所面临的严酷环境——没有本土资本，就无法主导剧组；没有本土资本，就无法主导剧组；没有本土资本，就无法主导剧组； 不能支配船员，就缺乏施法的力量；不能支配船员，就缺乏施法的力量； 没有选角的力量，就无法支撑本土明星并在其中出演明星。 ，甚至无法保障个体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今天，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二分法来讨论资本与产业的关系：资本总是急功近利。 资本让我的偶像为了钱代言三线品牌，而资本总是扮演邪恶的一面。 但十五年前，大陆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打破了港台资本对内地市场的垄断，重新夺回了市场主动权，保护了本土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这场战争是残酷的。 每部影视剧，大陆影视公司都在与港台资本争夺每个城市。 体制内以央视为代表，先后制作了《水浒传》、《金粉世家》、《宋朝惩罚者》等多部经典作品。 民间资本方面，《大汉皇帝》、《仙剑奇侠传》、《奋斗》、《甲方乙方》等也默契地选择了内地演员作为主演。
虽然内地资本先天薄弱，但当地从业者的普遍诉求，以及之前发展不佳，缩小了经济差距。 到了2007年华谊举办明星聚会时，内地明星的灯光丝毫不亚于港台明星。
2010年后，在平等竞争的情况下，港台明星在内地电视剧/电影中扮演一两个角色的情况已经很少见。
2012年后，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唐德影视、慈文传媒等相继进入A股市场，标志着内地娱乐资本的正式崛起。 借助二级市场的力量，大陆娱乐资本最终实现了对港台资本的彻底碾压。
港台二流明星在内地轻松赚到一流片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内地娱乐资本在当地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阻碍了中国文化市场成为香港和台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输入源。 这一历史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随后，随着本土资源的消化，内地文化市场也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 以电影市场为例。 2010年到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开始腾飞，从每年不到100亿快速增长到如今的600亿以上。 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是一向令人印象深刻的房价也难以企及。
但资本就是资本，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这种逐利很快催生了新的需求：有没有一种全新的技术手段，可以用更少的投入赚更多的钱？ 所以，就有了我们的下一个故事。
四
拿下当地市场后，大陆文娱资本开始思考如何快速、轻松、低成本地赚钱。
2010年之前，内地明星主要是港台资本带领下的面临天花板的明星（如范冰冰、李亚鹏等）和日韩体制下的中国海归艺人（如韩庚等）。 。 如果说在战争时期，为了获胜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那么2010年，大陆娱乐资本开始尝试独立造星后，成本和回报就变得重要了。
以往的电视剧、电影确实是有效的造星方式，但这样的造星成本始终很高； 其次，这位通过作品积累起家的明星，与母公司的联系太薄弱——当时她还很弱。 年轻时的她是温柔甜美的冰冰； 当她成年后，她就是皇后的丈夫。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就像故事一开始的李连杰、刘晓庆逃离体制一样，如今的娱乐资本也成为了新的体制，束缚着大明星。 自己创业、设立个人工作室很快就成为大明星们获得蛋糕分发主动权的常用手段。
娱乐资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论来解决上述问题。 此时，回归四子案引起了内地娱乐资本的关注。
2014年，鹿晗、吴亦凡、黄子韬、张艺兴相继离开韩国团体EXO，回到内地市场继续发展。 凭借之前积累的名气，四人迅速进入一线小众阵营，并在音乐、电影、综艺、代言等多个领域迅速赚钱。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大陆娱乐资本很快发现培养新一代偶像是一门利润有保证的好生意：
1.工业化。 从批量招募青少年进入练习生体系，到销售角色养成玩法，再到海量外设收割粉丝，偶像孵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流程，有效降低了造星成本。
2.稳定性。 偶像产业化生产模式决定了偶像市场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模式。 除非成长为顶级流量，否则艺术家不会有离开的动力。
与专业出身的演员相比，偶像也有不能摆在台面上的人性优势。 一般来说，想要成为演艺明星，需要经过高考和专业传媒大学的培训。 当你真正踏入演艺事业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了。 然而，在练习生制度下，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就放下学业，专注于歌舞训练。 文化学习上的差距很容易限制他的人生视野，从而对公司产生情感和个人依恋。 如果辅以商业合同约束，那么公司基本上可以控制订购者未来的发展。
对于娱乐资本来说，批量生产偶像是比培养演员、歌手成本更低的生意； 在练习生制度下，企业可以获得更高比例的偶像签约。 这意味着做偶像生意的投入产出比更高，利润更高。
因此，无论是原创玩家丝芭文化、乐华娱乐，还是代表互联网资本的腾讯阿里巴巴，都在追求自己的偶像事业。 2018年，《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的巨大成功，彻底将偶像玩法推向了更广阔的大众市场。
蔡徐坤就是这一制度的典型受益者。 在《偶像练习生》中以C位出道。 短短三个月，他就成为中国顶级明星之一； 在商业价值方面，蔡徐坤获得了兰蔻、Prada、vivo等一系列大牌的代言。 这样的上升速度和业务收割能力足以让尚未进入市场的娱乐资本眼红。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韩国市场的狭窄决定了韩国娱乐公司必须组成产业联盟并控制明星数量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 但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粉丝消化流量明星的能力似乎是无限的——即使回国拥有100个蔡徐坤，也能让他们红火起来； 按照韩国市场的说法，有数百万人可以支持他们。 如果能够建立一级标准，中国市场还有至少5年的红利期，还有数百名流量明星等待填补空白。
你就是一个不赚钱的混蛋。 这种业务预期在短时间内演变成了整个行业对流量指标的追求。 2016年，鹿晗、井柏然主演的《盗墓笔记》斩获10亿票房，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预期。 后来，“大IP+流量明星+大制作”的公式被归结为一套成功的学习方法论。
在这个公式中，流量明星是构建商业闭环最关键的一块拼图。
五
流量明星的收割模式并不完美。 唯流量论的滥用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流量明星内部剥削粉丝，将个人时间消耗在无意义的网络流量维护上； 对外，抢占公共商业资源，使用不该涉足的商业资源，纳入版图引起了原有消费群体的反感。 很快，公众舆论开始反弹。
2019年上半年，蔡徐坤因担任NBA中国大使而被网友调侃。
2019年夏天，周杰伦的粉丝突然开始排名，最终成功登顶，嘲讽了唯流量论。
如果说这两起事件只是舆论层面的小纠纷，那么《上海堡垒》因口碑不佳而导致票房暴跌，则给忙于收割粉丝经济的内地娱乐资本敲响了警钟。 这部号称投资3亿的科幻大作，上映短短三天跌破3%，最终票房1.2亿。
鹿晗失败了。
商业风险迫使内地娱乐资本开始思考新的命题。 下一阶段的业务我们应该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