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母爱的共鸣让它获得燃爆点后 李焕英还缺点什么
近日，电影《你好，李焕英》（以下简称“《李焕英》”）的密钥获准延期，放映时间延长至4月11日。目前这部春节档黑马的票房已突破52亿，位居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二，放映时间延长无疑是锦上添花。作为一部围绕母女关系的合家欢式电影，收获最多的好评是“真诚”，不知有多少母女携手走进影院，在1980年代微微泛黄的温情滤镜前留下感动的泪水。根据猫眼专业版的统计，《李焕英》的“想看”画像里女性观众占了70.5%。可想而知，银幕上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乐观坚强的“李焕英”，触动了现实中无数女性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舐犊之情确实可以成为人类情感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真诚地和电影里的贾晓玲一起沉浸在母亲的点滴往事中，体谅母亲的辛酸和操劳，同时歌颂并鼓励着母亲的刚强和坚忍，造就一个又一个饱含着爱与泪的循环。然而，如果跳出这个循环，对“李焕英”，对母亲，对自己，我们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打铁娘子”的命运
《李焕英》的转折点在于，贾晓玲突然意识到破洞牛仔裤上的补丁是母亲李焕英而不是少女李焕英补的，于是时间再次倒转，浮出水面，影片迎来了——弥留之际的李焕英其实陪伴女儿一起穿越到了1981年，女儿努力的背后是母亲配合的表演。影片末尾，母亲用最后的爱和女儿道别，简单，平凡，却幸福。
可以说，影片的成功来自于导演兼主演贾玲对亲身经历的提炼，而影片的缺憾同样来自于无法超越的亲情经验，对于亲情的共鸣是票房的跳板，同时也成为影片内涵的局限。事实是，除了接近尾声时幽默却简短的父女对话，贾晓玲的父亲贾文田，在整部影片中都是一个不在场的“空缺”，面对贾晓玲的疑问，贾文田解释自己和妻子不在一个车间，而身为广播员的厂长儿子倒是可以经常与打铁车间的李焕英见面。如果我们记住了贾文田自行车头的那束鲜花，就不能忘记中年妇女李焕英手上的面粉和头顶的风霜，在观众与贾晓玲一起为母亲流泪时，似乎忘记了婚姻本是两个人的选择。
排球赛中李焕英为了打压对手“铁娘子队”的气焰，把自己的队名取作“打铁娘子队”。这本是一个巧妙的包袱，增添几许幽默的笑料，同时也暗含着工人文化背景中“打铁娘子”和“锅炉工”之间的缘分和默契。可惜的是，这种缘分和默契直到最后才补救一般出现，“锅炉工”的自行车载着“打铁娘子”，就如同未来女儿看到的那般，父亲只留下一个虚虚实实的背影，而一直朝她微笑的只有坚韧的“打铁娘子”李焕英。在工厂隐婚三年如同单身的李焕英，和数年后独自在风雪中回家的李焕英，一直都在“打铁”，打磨生活，锤炼自己。诚然，“为母则刚”的李焕英是曾经能“顶半边天”的“铁娘子”缩影，她的经历暗含着几代女性的命运选择，这与如今女性的认知结构和主体观念显然不同，但这种反溯历史的“理解”并不能给改变女性的现实处境带来新的契机。毕竟“理解”不能成为熟视无睹的“借口”。
在“失衡”中寻找“平衡”的母亲
对比近年来的影视剧，《李焕英》的叙事显得单纯、轻快、明亮，但并非每一个母亲都会像“打铁娘子”一样咧嘴大笑、手舞足蹈，母女关系也好，母亲形象也罢，原本就蕴含着更加复杂的样态。
在杨荔钠执导的电影《春潮》中，家庭中男性角色“空缺”，母女三代人的关系总在动荡之中，互相的撕扯和伤害仿佛春潮般起起落落，即便有片刻的平静，也有再一次波涛汹涌的情绪袭来。一家三口试图在动荡中寻找“平衡”，可是 “平衡” 却在一方的“失声”中达成——平时格外强势的纪明岚病倒了，无法自理，女儿郭建波帮她擦身，“好安静啊，你安静了，世界就安静了”，母亲把头偏向了一边。如果没有这场病，母女关系就无法收尾，这是无奈的和解。在美剧《恶行》中，一个令人发指的真实案件折射出扭曲的母女关系，母亲迪·迪·布兰查德将原本健康的女儿吉普赛塑造成有智力缺陷并且疾病缠身的样子，把自己塑造成尽心尽责照顾孩子的英雄妈妈，赢得了周围人的赞许和资助。没有人知道吉普赛被母亲拔掉牙齿后的绝望，她一直生活在母亲编织的谎言中，直到她偷吃了奶油发现母亲伪造了自己的疾病，觉醒的种子最终酿成了弑母悲剧。畸形的爱以残忍的方式收场，吉普赛的心灵注定流浪，这是无法医治的创伤。
当然，这些“非常”的母亲在日常的认知之外，离不开电影叙事的巧合和猎奇，但即便日常生活中的母亲，也有看似平衡状态下的“失衡”——一种在母亲身份下抽空自我的痛苦。改编自同名小说的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里，为人妻、为人母的金智英历经艰难，没有重蹈姐姐和母亲的覆辙，最终成为了小说家。但在一个“失衡”的现实环境中，就是这样努力找到“平衡”的故事，依然可以掀起影院外韩国男性的声浪。如果说金智英的故事像是欲言又止的童话，那么美国电影《塔利》的故事则是惊悚的寓言。中年妈妈马洛面对孩子疲惫不堪，重压之下幻想出一个保姆塔利帮助自己。塔利像是年轻的马洛，活力无限，充满魅力，她的人生拥有无限可能。当马洛从梦中惊醒后，她经历了双重的“失去”，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慰藉，也失却了自己曾经拥有的无限可能。
双面“地母”的形象
金智英和马洛归根结底还是慈母，她们习惯在“失衡”中自我消耗，不会像张爱玲笔下被金钱扭曲的曹七巧，“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甚至亲手毁掉女儿的幸福，为自己的人生带来象征意义上的“绝杀”。但是对于母亲身份的认知惯性，还是套在了金智英、马洛甚至是李焕英的脖子上，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黄金枷锁”。
在我们为李焕英的补丁流泪时，也共同参与了一次又一次对“慈母”的塑造。对母爱的依恋本无可厚非，这根植于基本的人伦理性，但是固化的期待对母亲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自省的视角。《恶行》中吉普赛的母亲病态的依恋行为，被社区解读为无微不至的母爱典范，这才掩盖了控制欲下的恶行。“恶行”与性别固化合谋，因为我们更习惯看到，本来不擅长打补丁的李焕英，为了女儿而拼命练习，最终成为了心灵手巧的母亲。
针线和补丁与文艺创作中无处不在的“地母”原型紧密相连，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看到以此为符号所展现的女性的包容和奉献。然而，“地母”原型其实本具有双面性，荣格提出“既可爱又可怕的母亲”——“母亲”可以指代一切慈母的特质，也可以意指 “任何像命运一样恐怖和不可逃避的东西”。只可惜这样的“母亲”，总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无法与“可爱的母亲”组成一体两面的整体。而事实上，对于“母亲”消极面的思考和呈现，是正视女性现实命运的前提，也是对世间复杂多样人性的探求。这不会消解母爱的神圣，而是让更多谅母亲的不易，感叹母亲伟大的同时，真正付出行动帮助母亲，关注并填补女性身边的“空缺”；更重要的是，卸下每一个普通女性的心理包袱，无论是否成为母亲，都要更爱自己。
生活不易本是常态，当金智英和马洛们不再扪心自问：“为什么只有我活得这么狼狈？”她们才真正达成了和自己的和解，母亲的刚强本就不是“应当”的。不要忘记，直到影片的最后，贾晓玲看到的仍然是作为母亲的李焕英，她以为的母亲的少女时代，其实遵循的依然是母亲李焕英穿越后的行为逻辑。虽然母亲告诉贾晓玲 “我很幸福”，但我更期待的是，母亲没有等待女儿意识到妈妈曾经也是一个小姑娘，而是自己意识到自己仍然有脆弱、无助、不再坚强的瞬间，也有需要支持、陪伴、倾听的时刻，并且在很多时候这和幸福并不冲突。毕竟，映入母亲们眼帘的不仅有美丽的白底红格连衣裙，也有失去滤镜后的半旧床单和一地鸡毛。不知找回自己、重新入场后的“金智英”，看到银幕上的“李焕英”，是否会流下不一样的眼泪？（曹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