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前一句出自哪部古书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前一句出自哪部古书
清道光时期坚决主张禁鸦片的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被罚流放到新疆，他是近代中国的民族英雄，在面对上的打击之时，前往新疆流放地的途中，作诗一首：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下而是其中一首，诗中有为人熟知的二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全诗如下：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由此，国人都知道了这两句豪气冲天的诗，其中体现了林则徐为了国家利益，不顾个人祸福的大丈夫之态度。
但林则徐诗中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并不是他的首创，而是根据中国儒家最著名的经典《左传》中的一句话而来，这就是《左传》的昭公四年记载的郑国的子产所说的：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子产（？—公元前522），姬姓，公孙氏，名侨，字子产，亦称公孙侨、公孙成子、国侨等。他是郑穆公之孙，公子发（子国）之子，先后在郑国为卿，为执政，辅佐了两代郑国国君即郑简公和郑定公。子产的事迹，在人们熟知的《古文观止》有五篇，即：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子产坏晋馆垣，
子产论尹何为邑，
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子产论政宽猛，
因此，读过《古文观止》的人都知道子产这个人。
子产为什么会说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句话呢？
《左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鲁昭公四年，子产正是郑国的执政，他决定在郑国实行“作丘赋”的新制度，即对国民按土地人口的数量征召新的赋税。
丘指十六井，井是井田制中的面积单位，长宽各一百步为一田，九田为一井，一井分成九个方形田地，其中八块田，称为私田，收成归耕种的农户所有，中间一块田为公田，收成归诸侯。这是周代已经实行已久的田地制度与相应的赋税制度，但子产实行的丘赋，则是在原有的赋税之外，又规定一丘（十六井）要出马一匹、牛三头，给诸侯国君使用。
当时的国民，认为这是新增的赋税，但据《左传正义》的解释，一丘十六井出马一匹、牛三头的规定，是《司马法》中的规定，这一规定并不是新的赋税法，而是古法，只是当时已经很久没有实行这个制度了，所以国民都认为是新增的赋税，于是对子产非常愤恨，并对子产进行“谤”。谤是指严厉的批评，甚至是骂。
《左传正义》认为丘赋是古代旧有的方法，不是子产新加的赋税，而只是恢复古代的赋税法。因为当时郑国处于两大强国晋与楚之间，晋在郑北，楚在郑南，晋与楚经常进行大战，战场都在郑国周围的中原，所以子产想增强郑国的国力，不再成为晋或楚的奴仆之国，故重新恢复丘赋制。
面对国民的愤恨，郑国的大夫子宽前来劝说子产，此时，子产说：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翻译成今天的汉语，就是：
有什么不好！如果对国家有利（社稷指国家），我的死与生都在所不惜。
因为子产的父亲子国，就是被郑国人杀死的，所以郑国人对子产的愤恨，就意味着他也可能被郑国人杀死，因此他说：如果有利于国家，我的生死都交给国家了！
他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
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吾不迁矣。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这是说：我听说，做于国有利之事的人，不会因为人们的议论而改变法度，所以才能治国成功（度，法也，济，成也），民众的心情不能让他们放纵得逞，法度是不可改变的。《诗经》里说：礼义（指国家的法度）如果没有错误（愆，过失），对人有什么忧虑呢（恤，忧也），我不会为此而改变的。治国如果不遵循法度，而靠自己的心（愿）来决定，这是不行的。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照顾谁的心（愿）才是最好的呢？
《左传》记载了子产实行丘赋以及他的想法，故其中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成了后代儒家学者心目中的经典名言。古代的国家官员都是读儒家的经典而培养起来的儒家学者，所以历史上都称他们为“士大夫”，没有没读过《左传》的官员，所以，对于《左传》都是非常熟悉的，对子产这句话也是士大夫所共知的。
所以，后来《晋书》中记载了晋代温峤就曾引用过子产的这句话，明代的张居正也引用过这句话，而到林则徐时，他就在禁止鸦片的斗争中，也必然会想到子产这句话，并将它用诗句的形式表达出来了。
这种精神，其实也被现在的中国人继承并发扬了，那些为国家、为人民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他们都是在心胸中被这种精神而潜移默化了，所以他们在面对生死考验时，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不惜为国为民献身！
